言归正传。这一年来从结婚开始，就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其中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妥协。夫妻之间的妥协倒在其次，更多的是夫妻一起向社会妥协、向家长妥协、向旧习惯妥协。

我和我老婆的想法是，结婚只需要花9块钱（现在是8块）领结婚证就足够了，不需要其他任何典礼、仪式。甚至我老婆觉得彩礼钱都是非常奇怪和荒谬的东西。我觉得所谓婚礼，就是自己当演员假装高兴娱乐其他人，而来参加的人呢，其实也是演员，假装亲热。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件事有向全世界宣布的必要。即使有必要宣布，也没有必要通过假装亲热的方式进行。我老婆比我的想法更加超越。她认为这就是两个人自己的事，特别特别害怕听到家长常说的这句话：“结婚可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族的事”。为了拒绝掉所谓的婚礼，我和我老婆都和各自的家里吵过。长辈们无一例外地不能理解不搞婚礼，他们无一例外地无法接受我们自己处理自己事情的想法。最后，只有妥协。妥协的结果是，不进行所谓的婚礼婚庆神马的，而是两家长辈在一起吃一顿饭就好了。可是双方家长都希望增加尽可能多的成员来这顿饭，最后在我和我老婆强烈的压缩下还是达到了我们预想之外的4桌人。

在我妈看来，她的三个妹妹（也就是我姨）以及那三家人绝对不能缺席，否则无法交代说不过去。在我老婆家也有类似的道理存在。而我和我老婆的观点是，亲戚情分和结婚是两码事，我们没有对任何人不尊重，我们只是不愿意费这个事。和《裸婚时代》相比，我们裸地才叫彻底呢。在我们看来，《裸婚时代》完全没裸。

再比如房子的问题。既然要裸就一裸到底，和我老婆一起租房子住是最完美的选择了。但让老一辈接受这种现实并不怎么容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必须买房子才能活的咒语了。父母那一辈人已经在几十年的为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彻底丧失了自我，退休以后的生活重心就全放在了我们身上。他们完完全全无法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竟然觉得手头的钱自己留着没用。为什么会丧失自我呢？这是一步一步造就的。发表的意见从来不被领导接纳，提出的想法从来不被社会关注，没有一个发出声音的管道，也没有一个实现理想的公平正义的舞台。久而久之，美好的一切都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我和我老婆没少为了爹妈们的自己的兴趣爱好费劲，可是他们最大的兴趣还是看着我们。用他们的话说，“你们俩自己没法过日子”。我很纳闷，啥叫过日子呢？

吐槽了这么多，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美好的生活，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在婚姻中尤其如此。相互谦让和理解是必不可少的，但决不能走到丧失自我的另一头去。我希望我老婆嫁给我之后能更自由，心灵上更独立更超越。因为只有两个完整的人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完整的家和完整的未来。我老婆憧憬的未来的生活是这样的：

偶尔去外面吃顿好的（我老婆不挑剔，所谓好的也就是小肥羊、烤鸭之类的），每年出去玩一次，能有点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看看文化节目、表演，读读书。

我觉得这些不难，我觉得挣工资买好吃的也不难。我觉得最难的是坚持自己的追求和习惯而不被一种前人的习惯左右。比如生孩子的问题，我妈做梦都想给她孙子从小教奥数，我估计我丈母娘也想给她外孙子教画画读诗歌。但我和我老婆的想法是，孩子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玩。上幼儿园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在土地里打滚。唉……肿么办呢？

还是祝老婆纸婚快乐吧。其实去掉上面说的那些之外，一切都挺快乐的。因为当我吃任何东西的时候，我都想着把这个味道记住以后做给我老婆；当我看任何好用的东西的时候都想带我老婆一起来看；当我读到一句话、听到一首歌，我就想问我老婆怎么想；当我看到一颗露珠、一片嫩叶，我就想知道我老婆怎么看；当我看到一群小鸭子，我就想起我老婆的笑……但最最重要的是，我愿意想象未来，愿意计划一间屋子、一个周末、一个暑假，愿意和你在一起。

我无数次地想和白菜再说说话，我发誓，我真的无能为力。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工作的地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住的地方，当然，除了我知道的那个电话之外，也还有另外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号码。只有电子邮件，但不会再有回音。其实我早就放弃了，我早就不再去尝试联系了。我知道这种尝试是徒劳的，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也许，从她不打算让周围人知道我的存在开始，就注定了我今天找不到她。

用我妈的话说，“白菜的脾气和我正合适，不言不语的，很安静，也很认真”。的确，我一直觉得她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到了让领导都嫌弃她琐碎的程度，不过她自己不相信这一点。我记得和她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担心我以后不要她了，与其说担心，其实她当时是很肯定这必将发生的。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挺不错地在一起了。我一直以为，一直以为，这是我未来的伴侣，因为白菜的这种认真让我觉得很踏实。这么说吧，当我想做点什么不靠谱的事的时候，想到有白菜，就会“改邪归正”，这样的例子比如学习的时候开小差，比如脾气不好对人发火等等。可以说，白菜让我把自己的等级提升了一步。

其实直到今天（也许还包括以后），我都没想明白白菜为什么会离开我。我想找到她，安静地坐下来，面对面的，带着微笑的，说上这么一句。也许我就从此不再想这件事了吧，但是我无能为力。仔细想想，大概是从我毕业之后开始，直到我来德国这段时间，白菜就一直比较冷漠，我在德国最初的3个月里，我们一共没说过10句话。她没有主动和我说过哪怕一句话，没有主动打过一个电话，没有主动发过一次邮件。我在出国前不止一次地请求她能过节的时候去我家看看我父母，他们身体其实都算不得健康，毕竟我父母对她不薄。虽然他们没什么隆重的表示，但我相信我父母对白菜的和颜悦色以及盼着她来都不像是假装的。可是再仔细想想，从我毕业的前一年帮白菜写论文和找工作开始，这种冷漠的情绪就已经出现了。我记得当时我妈问我为什么一直在家呆着而不去找白菜，我只能敷衍地说“领导没指示”。也许他们说的对，白菜工作了，就和我不一样了，或者说，和我当初想的那个白菜不一样了。再仔细一想，白菜从和我刚认识开始，直到分开，都一直做着保密工作。她的同学、朋友不知道我的存在，她后来的同事不知道我的存在，我也不知道她单位和住处，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在学校里，有一次我俩正并肩走着，白菜发现迎面过来的是她同学，于是要求我就地消失，冒充过路的，不要让人觉得我和她认识。然后她过去和同学打了招呼。之后我才能从一个角落钻出来重新和她并排走。我始终不相信这是白菜故意的。我一直觉得这仅仅是她还没想好而已，我一直觉得她仅仅是有所“不敢”，而且过于乖巧。但这些的直接后果就是，今年春节前，白菜彻底消失了，干净利落。

春节过年回家，白菜说有很重要的事情和我说。从之前的冷漠和当时的口气，我已经预感到了结果是什么。但我还是愿意当面听听她说话。她来到我家，我送给她从欧洲带回来的礼物。很快她就因为加班要离开了，我送她去车站，在路上，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一句话都没说。我知道，她要说的话，就在那一口叹气中已经说完了。我回到家，果然，礼物被留在了我桌上。从那一刻之后，白菜便消失了。我已经不可能联系到她了。她认准的，恐怕容不得我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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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德国，继续我的学习和生活。父母问起来，我尽可能简单地告诉他们结果，但更多的问号只能留给我自己。在国内我就没有什么同性的朋友，德国更没有了。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人和我一起吃花生喝啤酒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们儿，你没做错啥。”可惜没有这么一个人。父母那里我也没有多说。在他们看来，我在感情方面是弱智。我不想再拿这件事出来让自己难受一次。另外，父母对白菜很好，我也不想让他们和我一起觉得委屈，就算他们本身不委屈，也会因为我表现委屈而和我一起委屈。有点绕嘴，我只是想说，每一个孩子都尽可能地想让父母多听好消息少听坏消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听父母说这样的话：“看吧，早就说过了，工作了就和你不是一样的想法了，看你出国还好几年就不等你了吧，哼哼……”

我并没有沉闷多久，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允许自己伤心下去，这将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选择强迫自己积极地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在德国的生活。从国内过完年回到德国，各方面也很熟练和顺利了，我想用一切积极的因素让自己积极地面对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毕竟我来这里有艰苦地拿学位的任务，还要回国去“报效”。如果心里放不掉白菜，我这三年的日子就废了。

其实这种一个人的调整并不是特别难，因为在我回国之前的那三个月里，甚至在出国之前的那半年里，我就一直在过没有白菜的日子。只不过，这次是更彻底而已。所以我得承认，虽然偶尔会在夜晚想起过去，偶尔会很挣扎地告诉自己无所谓，但大部分日子还是容易过的。这个时候进入我视野的就是鱼头。其实鱼头在我回国之前就见过了，是在去巴塞罗那的小组里。但是我只记得我在饭桌上讲过我对文化和美食的看法，我真的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听的很认真。我只记得在缆车上，我问过她的相机是不是和我一个牌子的，但我真的不记得回到海德堡后她在车下寻找过我。

鱼头觉得我给她的感觉很不错，我也很了解她的想法。但是我没有让自己那么快做决定，因为我不想出错。第一，我在挣扎白菜为什么不要我的时候接受别的女娃的好，这是特别不理智的事，这种事相当危险；第二，我在最需要人听我说话的时候，冒出来一个愿意听的，我就拉着她不放，然后从倾听变成了更复杂的关系，这也很不理智，也相当危险。更何况鱼头在瑞典，过去也得好几个小时了。我认为我还是清醒的，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我把鱼头隔绝在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上，这样安全。我得对人家女娃认真对待，不能欺负人，而且我也得对自己负责，不能乱来。第三，我这个人用我妈的话说“比较个色”，脾气、性格、喜好都和一般人不一样，能真正和我合得来的女娃，比较不容易真的有。我也不能因为鱼头仅仅是喜欢我说话就如何如何吧，那也太缺心眼了。第四，我承认在德国的日子过的有些无聊，所以我得弄清楚自己真正怎么想的，我不能仅仅因为无聊就和一个女娃在一起，我总觉得这么干显得很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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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份到7月份，这半年间我在德国度过我的第2个学期，这个学期的学习挺重要，课题越来越让我有压力，生活上也越来越觉得个人能力有限，十分想家。这期间和鱼头沟通的不少，也见了两面深入聊过一些自己的问题。慢慢的，我从故意把她挡在一个遥远的位置上开始试着去理解、倾听、感受她。她学习建筑和城市设计，对文化的解读经常让我深受启发，从她那里获益良多的同时，我也经常说起我自己的观念，获得这样一个愿意倾听我、愿意感受我、愿意理解我的人，不是特别容易。在一般同龄人看来，我的博客枯燥无味毫无乐趣，不提供任何致富的信息也不提供任何娱乐；在一般同龄人看来，我的想法有点不着边际，我有一些高中同学就认为我不是正常人（他们想说疯子，没好意思说）；不管怎么说吧，鱼头让我觉得很舒服，很放松，我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我可以说出一切我想到的东西，我从来没这么放松过。这么说吧，有点像一个火星人流落到了地球，竟然发现了另一个人也是火星来的，在这个充满地球人的地方。

我愿意开始新的生活，愿意接纳鱼头在我的生活里有一席之地，我愿意开放地面对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事情。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可能严格说来，直到8月份，我才真的能放得开一些。虽然——我承认——1月份之后直到春天，我一直做梦，梦见白菜质问我为什么和别的女娃在一起了。我很害怕。可是等我醒来发现这是一个梦的时候，我才明白，其实一切的纠葛都不在别人那里，一切纠葛都在我自己脑子里。我自己的生活，是我自己的想法决定的，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当下的态度决定的。我是认真的，我对任何一个人都是认真的，我不曾欺负过谁，我不曾主动伤害过谁。对白菜，我没什么可疑惑和遗憾的了，委屈有一点，但是又能如何呢？人脑子不是机器，不可能一拨开关就把一部分记忆关掉。对鱼头，我也是认真的。我没有盲目地陷进去如何如何，我也没有由着自己当时找人倾诉的需要就利用她对我的好感。我是认真的，认真对待了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结果。

和鱼头很简单地在一起，不能经常见面，一共没见过几次。经常聊聊历史，聊聊美食，聊聊新鲜事，聊聊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挺简单，挺单纯，挺好。她是一个简单的女娃，对自己手头的学习和未来的工作有规划、有信心，我喜欢她的诚恳、坦白、真实透明的感觉，虽然也会有些争执，但我却很乐于这样的争执，这是透明的没有芥蒂的争执。我不想对鱼头说什么特别甜美的那种台词一样的话，我不喜欢那样，事实证明，那也没啥用处。我们只是尽可能地平静地面对彼此，一起学一些自己最有兴趣的知识，一起感受一些美丽的文化，盼望着回国去做些贡献。其实贡献这个词说大了，不过就光是想想也觉得挺好。我能挺明白地知道，我不是仅仅因为这里的生活枯燥就和鱼头在一起，因为我已经开始努力地制造自己更丰富的生活、认识更多的朋友；我也不是因为白菜的离开就和鱼头在一起，因为我已经能平静地谈论白菜了。

也许有读者读到这里，想知道我和鱼头到了什么程度；也许有另一部分读者想知道我心里是怎么考虑我和鱼头以后的。对不起，无可奉告！我只有希望和愿望，其他的，明天的事明天再说。这可不是意味着我没有规划，我只是想用更认真诚恳的态度对待一切，事实证明：光是想像，没啥用。不过，为了满足一部分好奇心，也为了给这篇博客结尾，我想再说三句话：

1. 所有过去了的事情，就过去吧，想不明白的我不愿意再想了，我想往前看，虽然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写过去，但并不意味着过去还对今天特别重要；
2. 我的字典里没有“分手”这两个字，如果开始了，我没想过中途放弃，除非人都变德性了；
3. 我坦白承认，今天我依然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地方欠完善，但我相信一天会比一天好吧。

最近一年来，华远当家任志强在房地产业由低迷期转入旺市以来的仅仅几个月时间，在他的新浪博客中发表了不少对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更引人注意的是还有更多的博文直接对“穷人买不起房子”提出了观点和对策。与任总共同登台亮相的不止他一位，还有他博文之后的数不清人数也道不明出处的各路“英雄好汉”，大有不斩任志强于马下就难见列祖列宗的大丈夫气魄。仿佛自己无房所住全是因为任志强之流为富不仁，和政府合谋坑害了我等大众，骗取土地和房产，又仿佛杀一个任志强，大家便一起搬进新家坐拥豪宅了。

网络暴民的非理性攻击在此不需过多引用，那些口诛笔伐、骂其为富不仁和哗众取宠倒算慈悲，更有甚者动辄杀任志强全家以泄愤。今天的网络暴民，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社会的非理性浊流，对任志强的谩骂，只是最普通的一则表达。

任志强认为，商品房之所以作为商品，就必然满足价值规律，按照价值规律的标准在市场上流通。而今天的商品房市场，显然流通性远远不够，西方国家比不了，港澳也是比不了，“中国商品房的流通性不是过大，而是还不够”，“还比不上欧洲的奶酪”。单从这一理论来看，恰恰道处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商品房的悲哀境地。一方面，房子是商品，商品的价格必然遵循市场规则，显然不是成本能单独决定的了的。CCTV在批驳中国电信用运营成本来制定手机话费标准的荒谬性时说，“难道中国电信的员工都换成真皮座椅以增加办公成本，用户就必须多掏手机话费么？”同样的道理用在房子上的时候，主流媒体却集体失语了。在总有人叫嚷着“自己的工资30年也买不起一套房子”的压力下，主流媒体默认了网络暴民和社会非理性声音的诉求，不再坚持批驳“成本决定论”，而是倒戈一击，对房产大亨们指指点点，广泛暗示他们的利润来源于市场流通，而不曾考虑建筑成本和百姓需求。于是水涨船高，一波又一波地非理性诉求在民间占据上风，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要求公审任志强，将其列为“2008年十大坏人第三名”。

如何让普通老百姓买得起房子？这是一个艰难的命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伪命题。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缺乏常识和思考。作为人的生活必需品的是稳定的住所，但绝不是商品房。80年代实行房改之前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商品房市场，也没见几万人冻死街头。所谓的刚性需求的确存在，80后要结婚，要生活，要离开父母的祖居独立打拼。但刚性需求的对象是稳定的住所，不能随着自己的性子上升到商品房的高度。住所和商品房的本质区别在于产权，也就是买卖关系的延续性的确认。商品房，属于个人的财产，是市场中流通着的商品，随时可以出售，并在其中谋利，这一切都是法律所允许的。而基本住所，仅仅是一个满足人均居住面积的稳定家园，一个拥有基本配套设施的房子。居住者按期缴纳租金获得居住权，却不能将其出售谋利。显然，这样一个基本住所，是完全有能力满足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需要的。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并不需要房产证的参与，老人小孩的医药也不需要房产证做引子。但面对可出售谋利和名下拥有个人私产的巨大诱惑，部分人便将刚性需求指向了商品房，以“居者有其屋”的理由要求商品房开发者必须为群众着想，不要卖贵，不要赚钱，要按照大家的工资收入卖房子，还要保证质量，保证物业水平。这才是真正的滑天下之大稽。

诚然，拥有自己的私产，并在合适的时候将其出售谋利，这一切都是公民的权利，也是《物权法》予以保证的要点。但法律权利不能等同于人人享有的现实生活。宪法和教育法都规定人人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我们必须客观地认识到，有些特殊身体残疾的人群的确没办法接受普通教育。这种缺位，并不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法律权利。在这部分人没办法享受法律赋予的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时，他们便天然地拥有了享受额外地社会福利的权利（比如国家兴办特殊教育或者施以社会救济）。类似地，当我们买不起商品房无法享受《物权法》赋予的可以出售私产的权利时，我们便天然地拥有了要求国家为我们提供另一条出路的权利。这便是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廉租房，以及任志强提到的国家公租房的本意。任志强认为，只有做好了这一系列的“法律权利缺位补救”体系之后，商品房市场才真正地回归了房产改革的原始面目，成为市场经济的动力之一。

然而，暴民们一味地坚持“租房不像话”，“商品房才是房”，用一个又一个“历史原因”和“中国国情”试图论证“中国人就是得买房”。这实在让人不知所措，不知该从而驳起，只能感叹他们的无所不用其极，一个仅仅实行了20年的买房制度竟然成了他们口中的“中国人历代的必须事”。

郎咸平做客凤凰卫视时曾经分析过这种非理性的仇富心态的根源。究其源，是对社会分配制度的不满。早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便有地产“涨价归公”的政策，意思是说商品房再度出售（或者开发商购买土地之后闲置一段时间）后地价和房价大幅度上涨，这种利润要归于国家，由国家通过福利体系分配给全体公民享有，而商品房主只能在出售过程中取得基本利息。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认为仅仅由于时间差带来的房价上涨并非房屋品质的改善带来的，而是全体国民辛勤劳动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带来的，因此，涨价归公。在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时间差带来的涨价完完全全被私产的所有者占有了，这便是仇富心态的基本根源，即对二次分配的不满。虽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不能单纯地把全部涨价收入看做是需要没收的（还要考虑供求关系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但也不能简单地将这部分增长完全记在产权人头上。弥补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国家调控的方式收纳利润，建立基于此的福利体系，然后通过其他管道分配给大众。国家在这个层面，其实并非完全没有作为。几次税收的调整，便是一种实验性的改进，毕竟这是既不成熟也不理性的新市场，我们需要倾注自己的耐心和理性于其中的恰恰是对这一层面的关注，从商品房交易监管，到税收变动政策，再到单独核算，再到福利分配及其监管。可惜的是，我们一大部分人，被丈母娘催房子的压力压的失去了本应有的理智，将应该冲着政府呐喊监管+福利体系的一整套公民意识忘掉了，转而去攻击看得见摸得着的房产商的钱袋子，认为就是他们多赚了我们用来买房子娶媳妇的血汗钱。凭什么我们自己占有商品房私产并有出售的权利就是天经地义，而房产商谋取利益占有私产就成了为富不仁？其实类似的道理，房地产商们都苦口婆心地交代过，甚至忏悔过，但暴民们看不到，暴民们只能看到60多年前“吃大户”的豪迈。

非理性仇富心态的背后，还有更为可怕的原因。暴民们在仇富的同时，也在疯狂地迷恋着富贵。有一套甚至几套商品房，成为了这个时代身份地位的最好注视。恨只恨这些难以写在名片上招摇出去，所幸房子的平米数在择偶时有着非同小可的力量，也不枉费自己钻赢了这么一番。因此，对基本住所的刚性需求，加上对商品房昭显地位的非理性的刚性需求，组成了所谓的“对商品房的刚性需求”。

仇富却又恋富，就像仇恨政府官员却又向往报考公务员，都是当今中国社会群体非理性的普遍表达。这一表达的背后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根源，涉及到福利体系、分配体系、监督法制体系、甚至教育体系。但绝不是也不应该是三五个地产老总的工资收入能达要害的。在群体非理性的盛宴狂欢中，至少我们收获了心灵慰藉；在对任志强等人的讨伐中，至少我们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了“集体主义”的温暖；在对商品房望眼欲穿的巴望中，至少我们学会了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地看待自己的收入；在恐惧和拒绝租房时，至少我们向着未来的丈母娘表白了忠心；在与同学、同事、老街坊的房产面积的攀比中，至少我们享受了片刻的陶醉……

享受吧，我的网民朋友。

抵制烟。

我讨厌和吸烟的人在一起，讨厌有人在街上吸烟，讨厌卖烟的地方，讨厌烟草公司，甚至讨厌烟草这种植物。除了短暂地麻痹自己的思维，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其他作用。而短暂麻痹思维，带来的只能是更加长久的痛苦。更何况想要做到短暂麻痹，还有很多其他的健康方式可以选择。而烟，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越来越成为青少年证明其已经长大成人的工具。仿佛一个孩子开始抽烟，就标志着自己长大了。其实这仅仅是为了在同龄人中让自己看起来“长大了”而已。用社会学上的概念这叫做“街边赞美”。而近些年，不好的消息是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尤其是女性也开始加入吸烟的队伍。其原因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成熟、更加世故、更加经历丰富。从而也更安全，或者，更容易吸引别人。这种流氓逻辑，我见一个就像骂一个。

不过，骂人不是好孩子，我仅仅能独善其身罢了。与我交往的人，也最好别碰这东西，否则连朋友都做不成的。你有吸烟的权利，我也有不理你的权利哈。

抵制酒。

从小到大，如果不懂事的时候大人用筷子沾着酒让我舔的过程不算的话，我喝过的所有的酒精类饮料加起来可能不会超过一瓶大可乐的容量。记得相对多的几次是硕士论文毕业的时候和导师一起吃饭喝了不到一瓶燕京啤酒，刚上研究生的时候晚上加餐喝过几次易拉罐的菠萝味的汽水酒，再有就是上周五在食堂吃饭赠送了一瓶芒果味的果汁啤酒。为什么要喝酒了？除了能短时间的麻痹人的思维以外，还有什么作用？为什么无酒不成席？为什么全世界人都要用敬酒来表达礼节？这个究竟是为了什么？不喝酒就要被排斥么？为什么普遍认为在中国不喝酒没办法混？

我依然抵制酒。

说起来这可能和我的父亲有关系。也许他已经吸了太多的烟喝了太多的酒，甚至把我那份也已经消耗掉了吧。50岁已过的年纪，他仍然认为没有烟酒的日子，不如死掉算了。“饭可以不吃，酒不能不喝”。这是他们这群烟民酒民的宣言。而我也有我的宣言：

从我开始，这个家族严厉禁止烟和酒。

我想，也许用烟酒表达礼节，是为了在最表露人性的层面上接触一个人。不是经常有人把酒品和人品作比较么？另外，这种短暂的欢愉和麻痹，虽然没有意义，却让人们正想追求。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吸毒，必须性关系，比如摇滚乐，比如去夜店，比如打电子游戏……这一切都是为了短暂的麻痹从而降低精神压力，获得新的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因此，烟酒都有它存在的条件。但我们就因此无能为力了么？不！文化的目的，就是要和生命争夺控制权。当一个青少年不再用吸烟来表达自己成熟，而是用思考社会问题来参与社会，他才是真的开始长大；当一个妙龄女性不再用吸烟来展现自己妩媚和神秘的一面，而是靠修养与谈吐来打动人，她才真的到了可爱的地步；当朋友们不再用一起喝醉来表达友谊，而是靠长久的信任来联系彼此，他们才真实地成为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