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锅接了二分之一的水用大火烧开，把一包通心粉的一半倒进去煮，用不了5分钟就煮软了。

煮的同时，再坐一个炒锅放油，油稍微多一点，要看准肉馅的量，不能划不开肉。烧到7成热，倒入上次包饺子剩下的一点肉馅，翻炒到8成熟，快速倒入超市买的一种酱料小包装，再加入半碗水。用铲子翻炒，肉馅熟了，炒散了，酱汁也就变得很浓稠了。尝了一小口，有一点淡，于是又加了一小把盐。我喜欢把盐倒进手心里，再把手翻入炒锅，细细的盐粒撒进去，带着手心里的温度和期望。

关火，旁边的通心粉煮锅也关火。通心粉盛在一个大碗里，带着一点汤水，没关系，不过不能过多。炒锅里的酱汁带着肉末一齐倒进大碗，和通心粉略略地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没用三分钟，就西里呼噜地吃光了一大碗，算算干面的重量，也有小半斤了，还不算肉馅部分。喝了一碗锅里的面汤，算是原汤化原食吧，然后坐在自己的桌前听音乐。

今天让我听得最有感觉的是三首乐曲，分别是《李雷和韩梅梅》、《太平盛世之小西天》、《kiss the rain》。前两首是歌曲，第三首是钢琴曲。

《李雷和韩梅梅》在前一篇博客里给出了歌词和音乐播放，其实是一篇很讨好80后的怀旧歌曲。大部分80后都在初高中的英语课上学过李雷和韩梅梅这两个人物，我们长大了，英语课远去了，李雷和韩梅梅怎么样了呢？据说新版的教材继续用了当年的人物，他们也长大了，各自结婚生了孩子。只是，当年英语书里的男女一号没有走到一起，这多少让人遗憾些。听着这首歌，很快就回忆起在中学课堂里的光景，想起在中学大食堂里排队打饺子和面条的光景，以及在课余和同学的那点小暧昧、和老师的那点小抗争、和自己的那点小壮志。

《太平盛世之小西天》的演唱者之前唱的《北京，北京》很让人动容，“一块西瓜四五两，真正地薄皮脆沙瓤……”听起来很北京，很老北京。这次的歌唱的是一个家住新街口的青年在新时代里的心态，很容易拉近和我们这一带人的距离。赶地铁、看周围人的脸色、路边买个肉夹馍、工作无聊、有很各色的思考、充满了矛盾与彷徨的纠葛、在北师大读书……呵呵，越听越北京，很北京。

《kiss the rain》我已经听过多次了，每次听都有不同的感受，都是那么的美丽。今天听，听罢以后长舒了一口气，彻底放松了筋骨。听这首曲子，就好似自己欢快的灵魂拖着沉重的肉身游走穿行于人类几千年的时空中，探寻，探寻，探寻，处处刻刻地探寻能和自己相通的另一个灵魂。此刻的海德堡，又下起了夜雨。我坐在窗边的桌前，kiss the rain 并且聆听rain，是那么的舒畅。降A大调转A大调，四四拍，纾缓却有力，温情却流畅。它的流动感之强，仿佛并非我们坐在这里听着流动的乐曲，而是乐曲在静止，我们流动了起来。

宪法中的逻辑矛盾，不能说，说了是叛国，是危害国家安全罪。

领导的愚蠢决定，不能说，说的是捣乱，是不服从组织。

国庆阅兵的训练违反了环境噪音法规，不能说，法律暂时靠边站。

单纯地做科学研究，不和社会有过多的牵扯，就可以说实话了吧？还是不能说。望远镜最好的建设地址不能说，要听领导的，建在北京附近，建在领导能方便去合影留念题字的地方。

单纯地读书做学问，不和现实的人打交道，就可以说实话了吧？还是不能说。中学历史课本上竟然不再涉及农民起义的内容了。只是因为描述不清楚清军入关的原因，才不得不补充上的李自成的段落。

我相信季羡林老先生定然活明白了，他的处事箴言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也许这样更安全，更长久些？

如果我们坚持实话实说，也同样面临一个纷繁复杂的问题。说实话不单单是一个安全问题，说实话还存在一个根本上的概念问题。究竟什么算实话？什么是真实？

历史都是一家之言，一切规章制度都是临时之约，所有的肺腑之言也都仅仅是一个人一个时间对一个感触造成的一种意见而已。我们必须承认，所谓偏见，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属性。任何人，任何时候，逃脱不了偏见的泥沼。每个人的观念都受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知识结构的影响，所有的都只是言论，不存在绝对的真实。

但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考虑的时候，我们又必须坚信存在一个客观不动摇的真理。否则一切科学都没有了意义。

既然真实客观存在，同时每一个人的言论又不可能绝对真实，如何是好？是不是没有必要在言论中追求真实了？是不是没有必要相信他人了？

上面的矛盾，唯一的解决途径，是靠分享。一个单一的个体，不可能造就真实，这真实还包括全面和完整。一个单一的个体，是不可能有完整的、无偏见的全局的观念的。因此，获得真实和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分享。各种饱含了偏见的言论，同时引入，同时聆听，同时分析，同时思考。相矛盾的、抵触的言论共同登台亮相，在一个平台上竞相驰骋。这叫鱼翔浅底，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

自由并不可怕。不要一听到自由就意味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推翻某某某某。自由是一切物种的天性和永远奋斗的目标。自由从何而来？从争流来，从竞中来，从不屈不挠中来。这就意味着，自由也好，民主也罢，只要你是追求真实世界的，只要你是相信和向往真理的，切勿用自己心中的真理压倒别人的观点，切勿标榜自己是唯一的真相而拒绝其他真相。实现真实世界的唯一前提，是一个开放的，永恒的，让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平台。

在这样的平台上，匪兵甲可以赞同北京大学进门的查证件制度，匪兵乙也可以反驳这一制度；匪兵丙可以提倡自由市场减少政府调控，匪兵丁也可以呼吁加强政府服务意识，增强远见卓识；匪兵戊可以批判宪法的不合理，匪兵己也可以同时维护当前的稳定团结……

这一切，都是允许的，都是提倡的，都是要充分保证的。因为甲乙丙丁戊己每一个人的言论，都是一种偏见，只有全体的集合，才有实现接近真实和真理的可能，也是唯一的可能。

因此，要问我民主的本质是什么，自由是什么，唯一普适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会回答你——

唯一普适的价值观就是民主、科学、自由的本质，是尊重和保证各种声音的充分发出，是保证各种权利的相互监督、制约、平衡。

我的父亲母亲们，各位亲戚们，你们便是我与生俱来的最早的老师。没有你们的像老师一样的教导，没有后面的一切。假如没有一个人教会我怎么用筷子吃饭，那将是不可想象的；假如没有一个人教会我怎么写a、o、e，那是不可想象的；假如没有一个人教会我怎么系鞋带，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从幼儿园阿姨直到如今的博士生导师的所有老师们，你们便是我赖以成长和发展的老师。没有一个人教会我用铅笔，那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一个人教会我算术，那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一个人一边在教室里输液一遍讲解习题，我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学者把我领进科学的领地，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全部的同学们，幼儿园睡在身边的流鼻涕的、小学整个班级的、中学一起迎接一个有一个考试的，大学的、现在的合作伙伴，一切一切的同学，你们也是我的老师。若不是你们的有益的讨论，我不可能获得正确的方向；若不是你们固执地坚持，我不可能抛弃错误的思考；若不是你们的帮助与竞争，我不可能有一次又一次的进步。你们的无私的分享，便是我永远的老师……

其他的，一切一切的我认识的人们，无论是西班牙的阿拉伯的还是台湾的，你们都是我的老师，你们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对我分享了你们的所得所知所感，若不是你们的合力，便没有这样一个让我赖以存在的社会……

于是我想，教师节的意义，不单单是感谢一两个对自己友善的中学老师那么简单。教师节的意义，在于宣扬一种分享的精神。若没有分享，我们永远不是现在的我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要祝自己教师节快乐，我也在分享，在自觉。

我是从来都不认真关注流行音乐的。对国内的华语流行音乐尚且无法入迷，更不用说美国人的音乐了。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仿佛月亮那么遥远。似乎那些喜欢这种音乐的人对我来说，也和月亮那么遥远。于是，那些制作这种音乐的人，和我有两个月亮那么远。但我却做过一次和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的“亲密接触”。

那是我的初中三年级，1998年的5月，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那个时候的中学，尤其是初中，除了学习以外几乎没有文艺活动。每年的五月合唱比赛和新年联欢就是两个仅存的文艺活动了。班里的文艺分子，也只有在这两个时候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班长下设的各种委员当中，显然学习委员级别最高，而所谓文艺委员，除非5月的合唱以及12月底的联欢，其他时间就是个摆设。我们班的文艺委员，我清楚的记得她的名字叫韩笑，一个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圆脸可爱女生。她的英语水平和她的音乐才能一样让人望尘莫及，她曾经以一曲《戏说脸谱》《说唱脸谱》唱响了全校，成为全校同学的偶像。由于这首歌青春、健康、宣扬民族文化，而又不存在任何初中生的禁忌话题，于是不光是学生，老师们也经常在闲暇时请求韩笑给他们唱一曲《戏说脸谱》。韩笑同学的英文歌唱的更是出类拔萃，尤其以迈克尔·杰克逊见长。

不过上面这一切，对我来说是遥远的。直到有一天，韩笑宣布，作为初三年级的毕业班，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参加学校的合唱比赛，参赛曲目已经确定，分别是 Will you be there 和 《让世界充满爱》。后者自然不用说，而前者，竟然是美国的流行音乐之王，那位不黑不白、不男不女、不老不少、不伦不类、让老师知道了要气疯的迈克尔·杰克逊。这些形容在1998年的春天一点也不夸张。整整11年前，中国的开放程度远没有现在这样高。那个时候的初中生更是只能好好学习不许乱说乱动。而我们身为初三的毕业生，正在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进行中考决战的时刻，竟让要用一首最具争议的流行音乐人的作品来参加伟大的敬爱的学校组织的比赛。

疯了。她。

我只能这样想。可是说来也奇怪，那个年代虽然不如现在开放，可是做成一件事也比现在简单。在她的捣鼓下，我们开始了解这位歌王的艺术实力，也开始试着背下来那些完全看不懂的歌词。那首歌背后的故事，我们也比其它班级的同学更为了解。这一切，都是文艺委员同学课余时间给我们潜移默化的结果。最后，我们真的用这首歌登台了。

我还依稀记得当时的过程，文艺委员领唱，最前面的一个很平静而飘渺的段落是她的个人才艺展示。后面是我们众人的和声。虽然只有两个声部，但我们每个人都极为珍视那个1998年的杰克逊之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还专门挑选了两位可爱的女生，在合唱进入高潮的时候从后面举起一面事先画好的海豚图案的大旗。我记得，我们是那次比赛的第一名。我记得全场听众（其它班级）都在给我们伴唱。我记得，那是我有生以来最卖力最认真的一次合唱。

事情过去11年之后的今天，我听到了这位流行音乐之王离开人世的消息，不禁想到了那年那月的那个舞台，那个海豚颜料，那个背歌词的我。

Tell me will you hold me
When wrong will you scold me
When lost would you find me
But they told me
A man should be faithful
And walk when not able
And fight till the end
But I'm only human
Everyone's taking control of me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1962年9月19日），出生于中国杭州，逝世于美国华盛顿，46年后(2008年11月18日)安葬于中国杭州半山安贤园。 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创始人，前美国驻华大使。

这位美国大使出生在中国的西湖边上，从小也和他中国的小伙伴们游戏在钱塘风物中，说得一口很标准的杭州话，据说后来还学会了上海话。他曾经在幼年回到美国读书，被美国的同学们嘲笑他不会说英语。他是一位学者，毕生致力于在中国建设一所大学——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的一部分，司徒雷登先生是燕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正式因为他的努力，一大批包括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少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文化巨匠来到燕京大学工作，使燕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的最优秀的学府，为今天的北京大学的风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冰心先生曾经温柔地这样评价过他：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 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 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任校长的时候，促成了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共同创立联谊学社。我怎么看，这都不像是要把中国掏光的帝国主义走狗形象。难道毛主席老人家的话错了？

在网易论坛上，一个中学生说：

书上说他是坏人，现在你们说他是好人，我想知道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是源于最近的一件事，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中国杭州，下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出席葬礼的不仅有现任美国驻华大使，还有中国方面的杭州市副市长。身为共产党员的杭州市副市长，居然在60年之后给一位毛主席骂过的美国人举办葬礼，这个事件很耐人寻味。

我们看看他做过什么：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甚至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

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华北地区英美人士一同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长老会乐道院），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释。这期间燕大也被迫迁往成都，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

我们可以从档案中了解到，这位司徒雷登先生，大半生都操着一口杭州话辗转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抵抗日军的铁蹄，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做着贡献。直到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他也仍然兼任燕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也就是说，在那个毛主席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之前，司徒雷登先生既是一位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家。

但是他是成功的学者，不是杰出的政治家。他没能阻挡历史的车轮，没等阻挡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洪流。但他没有像苏联大使那样跟着蒋介石往南跑，而是坚持留在南京。为什么挨骂的是他而不是苏联大使？美国的政策完败，他只能被美国政府召唤回国。而回到美国的他，马上就被政府软禁起来，他在美国的后半生，始终在和迫害与病魔作斗争。直到死后，他的遗愿是回到他的故乡——杭州西湖畔。

就是这样一位让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坏人”，你能理解么，他的唯一的遗愿就是安葬在杭州西湖边上【见注】，就是能让他死后还能亲近一点杭州的糖醋鱼、东坡肉，就是让他的灵魂回归杭州话的家园？

你能理解么，为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骂过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一个一生都爱着中国的人？

你能理解么，在他即将被迫离开中国的1949年的那个秋天，他的内心是怎样的期许？

今天，我们才需要真正地说上一句贴心的话：别了，司徒雷登先生。

今天，在杭州西湖畔，有一座司徒雷登的墓碑，上面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他回家了。

注：司徒雷登本人的临终遗愿的安葬在北大校园里。但是由于北大的长期反对，这一遗愿始终没能如愿，直到本月，由其生前的秘书的后人选择折中方案安葬于杭州，他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