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心丢在了海德堡

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我第一次前往,是乘坐了特快火车从慕尼黑一路往西,走到德国西南部小城。出了火车站,拉了箱子站在一座石桥上,看见桥下流水不休,桥上映衬着城堡和绿地。这个地方,让我每每想起它来,都觉得恨不能像弼马温借了筋斗云一个翻滚前去。这个地方不大,在这么大的世界上算不得显赫知名,却有着一些难忘的味道,时时让人怀念。

什么时候才能再去海德堡呢?我不知道。我记得在我刚到海德堡半年多的时候,一位来自墨西哥的朋友和我在公交车上相遇,看他泪眼朦胧,坐着车左看右看,怀着心事,就和他聊起来。他说,这是他在海德堡的最后几个小时了,明天他就要回墨西哥了。说这话的时候,这位墨西哥大汉竟然有泪花在眼眶里打起转转来。我当时觉得,没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吧,有这么严重么?

可是几年后,当我就要离开海德堡的时候,当我如今坐在北京想念海德堡的时候,当我看到海德堡的任何消息和图片的时候,当我在脑海中浮现冬夜的圣诞市场或是回忆起深秋的新酒香的时候,我都觉得心里翻滚,好久难以平静。这种感觉就像是把什么珍贵的物件永远丢在了海德堡,又像是肉身飘荡,灵魂被困在海德堡,又感觉像是把海德堡折叠起来带在身边,我所到的地方,我的身前,都化作了海德堡。

这世上形容海德堡的美丽的文字和图片已经太多太多了,不缺我一篇一幅。我只想念,想念春季里宿舍楼下草堆上褐色短毛野兔的蹦跳,想念夕阳中内卡河上桨声灯影横舟竞渡,想念大雪盖住了红屋顶,想念金光闪闪的橱窗,想念碎石路,想念那里开怀的人儿,和那些气息。

我把心丢在了海德堡了。

正义与民主的关系

最近读了一些《正义论》、《民主的细节》、《罗伯特议事规则》之类的书。想记录一下我的想法。我从开会说起吧。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情况,大学本科寝室有8个人,其中6个(ABCDEF)想出去春游,另外2个(GH)不想去。

场景一:

8个人决定开会讨论这件事,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A首先提出议案:大家一起去春游,时间地点blahblahblahblah。我们简化一下议事规则,假设每个人都已经充分了解这件事的利弊了,下面直接进入表决环节。ABCDEF六个人表示赞同,GH表示反对。那么,6:2,议案获得通过,8个人将于某日一起去春游。

这是一个我们在现实中不难见到的情况,不想去春游的两个人G和H由于是少数派,被压倒性的表决结果制约,必须跟着去春游了。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多数派用民主集中制的手段控制少数派。这样的结果,8个人中有6个是满意的,2个是不满意的,被迫接受的。有没有什么办法照顾少数派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让8个人都满意呢?当然,你可以说A可以提议6个人去春游,而不是8个人全部去春游。但这里有两点问题:

  1. 如果把这个宿舍推广到广大社会领域,提议人A无法事先获知究竟有谁是不想去的少数派,至少获知这一信息的成本极高。
  2. 即使A可以事先准确获知未来的反对派,从而在提案时精确地限定在“想去春游的6个人”范围内,这一事件本身也依然是“整个宿舍”的公共事件,涉及到公共活动、也许涉及到公共基金、公共形象、公共责任等。

那么A能不能这样提议:“想去春游的去,不想去得不去”?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提议等效于没有提议。想象一下,一个议会议员提出:“我们来规定一条关于禁烟的法律,想禁烟的就戒掉,不想的就继续抽”,这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如果有人(比如A)提出一个集体性的议案,少数派怎么办?或者说,少数派在这样的游戏规则里是不是注定悲催了?

不妨推演一下。G和H要想不悲催,就是否决这样一个议案,至少是搁置、待议、修改。A是议案的制定和提出者,也可能是未来计划的实施组织者。所以G和H要想在这样的规则下扭转局面,只有争取BCDEF他们5个人的选票。因此,这件事的最终决定权落在了BCDEF身上。如果BCDEF也想去春游,那他们为什么要放弃他们的愿望转而去支持少数派呢?他们放弃对春游的愿望能换来什么收获呢?这里,我们要引入“正义”这个概念。

场景二:

A提出春游议案。G和H明确表示反对。BCDEF这5个人现在面临选择,他们必须权衡,他们如果跟随自己想去春游的心愿,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在这个游戏规则下,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表态,所以所有人都平等地要承担事后责任。B是坚决的春游主义者。CDEF四个人开始考虑,假如现在赞同了去春游的议案,那就意味着今后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则,即多数愿望可以彻底左右少数愿望。这样的结果看似合理合法,但有一个危险的可能性。假如A的提议通过,8个人去春游,回来之后针对如何分摊花费的问题开会,B提出议案:所有花费由CDEF四个人中的2人承担。当然,其他6个人是欢迎这一结果的,结果很可能是6:2获得通过,这2个人就成了冤大头,无力拒绝。当然,B的分摊花费的提议也有可能落在另外几个人头上,只要故意制造少数派就可以通过了。但CDEF四个人心里想,谁知道将来这少数的倒霉蛋是不是自己呀?

对,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不会在某件事上就成了少数派,这有两个层面的解读。一是主观上无法保证自己事事都想地主流;二是客观上有B这样的人可能会故意制造少数派。这就是说,我们要时刻警惕着自己有成为少数派的那一天。《正义论》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设计一个新的制度的时候,要假设你是火星来的,投胎成地球人,对不同的种族、习惯、地域、家庭、人群,你都有完全相同的机会。在这个8个人的寝室中,你有可能投胎为G或者H,也有可能投胎成A或者B。只有你把设计好的制度开始运行之后,你才会知道你究竟是AB还是GH。也只有这样设计出来的制度,才是正义的。

回到我们的寝室里:

C觉得这样不行,提出针对A的议案的修改动议案:要求A在春游议案中提供2个附件,一个是事后花费的分摊方案,另一个是对不愿意参加春游者的补偿措施。DE表示支持C的提案。最终会议通过了在A的议案上增加C的修正案,史称《春游决议案》。之后,F提出议案,建议立法规定类似公众活动的议案必须附带费用分摊和补偿措施两个附件,否则对议案不予讨论。F的议案获得ABCDEFGH 8个人的一致通过。

写到这里,我们发现,民主也好,集中制也罢,投票也好,自由也罢,都是有条件的、科学的、发展着的范畴。我们遇到的民主带来的恶果不是民主不好,而是民主的还不够充分。《春游决议案》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一个法案的提出,必须考虑到一系列因果链条之后的可能的危害,即使这个危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配套议案是必须充分考虑的较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样的精神告诉我们,探索新的出路的活动,是没有止境的。

 

上帝为什么造西班牙:5.热力的未来

在欧洲大陆,经历复杂的历史变迁而一路走来的西班牙人,被三毛称之为“欧洲最像中国人”的西班牙人,今天在天主教和欧盟的感召下聚集在伊比利亚的土地上创造他们新的传奇。有些故事,发生的时候特别热闹,但过不了多久就被人们忘干净了。而有些故事,发生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但随时时间推移,它的影响越来越到。前者比如国王嫁女儿,后者比如我们见到的那一幕幕。

在马德里乘坐地铁,车厢宽敞明亮,大部分时间都有足够的作为,换乘标志也很明显。我们在马德里的大部分交通都靠地铁解决。在一节车厢里,一个老爷爷领着他的小孙子蹒跚地往车头走去,走到司机身后老爷爷将小孙子抱起来。原来是小孙子想看司机开车的样子。听到身后的声音,司机打开门,示意祖孙俩进入驾驶室详细“观看”,这可乐坏了小孙子。

在地铁大厅里,志愿者们正在教小朋友们认识各种动物。一个耐心的大男孩组织一群小朋友在地上摆一个大号的熊猫拼图。另一边,女志愿者们帮助一群小朋友在纸上涂鸦。他们之间,两个青年学生正在向小朋友演示化学实验的神奇。

每每从地铁车厢里钻到上一层站台的时候,就能听到墙边艺术家演奏的提琴。这声音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引得过往的行人翩翩起舞。西班牙人听到音乐,就有扭动肢体的基因。

在太阳门广场附近的一座百货商场门前,聚集了大批的西班牙人等着观看楼上每小时播放一次的木偶表演。冒着雨,黑夜中,人们手舞足蹈互助问候,迎接新年。

马德里,乃至整个西班牙,在节日到来的时候都充满热辣辣的气氛。广场上,街边,车站,轻易就能聚集起一批人,扭动起来,奏着音乐,欢呼,跳跃,或是大笑。对于自己国家苦难的历史,他们并不是用愁眉苦脸的方式牢记历史,他们选择用幸福愉快来奋力向前。记住历史并不意味着不能幸福快乐,也不需要时时刻刻表现苦大仇深才算得上不忘本。相反,执拗于历史的迷雾,忘记了今天的意义,是很愚蠢的。

西班牙人重视历史,也重视宗教,更重视传统。但在他们的街道上,还是能看见新概念的设计典范。宽敞的人行道,限制机动车速的特殊设计,古老建筑物外挂的现代立面和电梯……这个国家充满了活力——在历史的基础上丰富未来的活力。

上帝为什么造西班牙:4.西部边陲

在罗马帝国,甚至罗马共和国最初的时光,西班牙就已经成为罗马的一个省。在塞哥维亚、托莱多、格兰纳达等重要的罗马城市,都有大量的仿照罗马城修建起来的建筑、街道布局、城墙。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是罗马城(后来是米兰),而经济和文化中心,只能是西班牙。

从地理上看,西班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部,是距离罗马的中心罗马城最遥远的一块土地。但其重要的意义,早被罗马元老院和共和国人民看在眼里。地中海,让亚、欧、非三块大陆相隔,东西两边的海峡成为沟通的仅有可能。东南部的红海长期被沙漠环绕,聚集阿拉伯人;东北部的金角湾和伊斯坦布尔后来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重镇,阿拉伯世界对其攻打了数年;西方的直布罗陀海峡夹在西班牙与非洲北部的摩洛哥之间,最窄处只有13公里,水深不足300米。在公元之初拿下直布罗陀才可能使罗马帝国完成对地中海的环绕;在公元7世纪拿下直布罗陀才有可能使阿拉伯人完成对西班牙的入侵;在公元20世纪30年代,拿下直布罗陀才有可能使法西斯的纳粹或意大利完成对地中海的封锁以及大西洋的连通;今天,拿下直布罗陀才有可能使西方发达的G7集团国家节省大笔的海运开销和军舰油料。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西班牙塔里发(Tarifa)的山头可以轻松看见海峡对面的摩洛哥。在剑拔弩张的年代里,这种视线的可及和步履的暂停,将强烈地刺激不同民族的探索欲。

不同的技术时代,时而让人们相信翻越比利牛斯山更为便捷,时而让人们觉得造船渡海更妥当。拱卫西班牙的这一山一峡,总有一款适合你。

富饶繁茂的土地并不一定能生长出美好的文化。相反,兵戎之下的危机国土总能孕育重要的人物和故事。文明不是墙上的标语和孤立的旗号,文明总是一连串的故事和故事里人物的血肉。只不过,凝结于血肉中的不光是祝福,也有叹息。

三位罗马帝国的皇帝生于西班牙,其中两位更位列“五贤帝”。他们在位期间,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政治风气开明,人民幸福生活安居乐业,战争消弭,经济增长,文化灿烂。这五位贤良的皇帝,每位都在临终前收养一位有能力有修养的青年为自己的养子,也就是储君。为了避免贵族倾轧和权力争夺,他们放弃传位给自己的亲子,虽然这在号称民主的罗马帝国是常见的情况。《罗马帝国兴衰史》一书赞誉这个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从《后汉书》记载的“大秦王来献”开始,罗马帝国与中国一直没有中断经贸和文化交往。其开放精神可见一斑。

哈德良出生的时候,同样生于西班牙的皇帝图拉真已经完成了他的伟业,将罗马帝国扩展到了顶峰。皇帝用个人私产在各地设计福利院帮助孤儿和残疾人,重视底层农民的生活,身后,成为西班牙人和罗马人共同敬仰和纪念的伟大君主。哈德良沿袭了这一切,继续采用开明的政策鼓励一切经济发展和文化创造。今天的埃纳雷斯堡(Alcala de Henares)古城圣伯纳多修道院(San Bernado)陈列的罗马皇帝塑像中,图拉真与哈德良的最为巨大,也最吸引人。皇帝带头同性恋,皇帝带头给农民贷款,皇帝带头提倡节俭抵制舞弊……这一切,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西部边陲一度传为神话,在今天的欧洲大陆,也依然津津有味地常被学者谈论起。

西部边陲的西班牙省,不仅仅是一个远离罗马中央的藩镇,更是一个能孕育伟大、开明精神的沃土。一旦给予它文化的水源,就能指期收获坚实的、最幸福的记忆。

但记忆终归仅仅是记忆。400年以后,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过去不堪一击的也满足罗哥特人竟然也能聚集起庞大的部队打败罗马人了。帝国的建立,耗费了十几代人几个世纪的光阴,而崩溃,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实际上,标榜民主共和的罗马帝国,也只是封建独裁的贵族统治而已。也许民众可以被善良、勇敢的五贤帝的魅力征服,但深晓根本的贵族们是不肯放松每一个可以攫取利益的机会的。最终,分裂、僭越、财阀、自立……一个有一个富贵病让老迈的帝国行将就木,伊比利亚将再次陷入野蛮入侵与信仰的危机。

上帝为什么造西班牙:3.巨人身后

遍地罗马式建筑的西班牙,在公元之初就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而且一度是最富裕的一个省。无论是埃纳雷斯堡主街的柱廊结构,还是大教堂周边的石渠都是罗马时代的印记。罗马人和罗马时代对审美的追求,已经成为基因遗传给了后世的西班牙人。今天修建的新建筑,比如马德里普拉多(Prado)博物馆的扩展项目,在建筑师追求新老结合的设计用心里,还能瞥见罗马帝国的那份荣耀闪烁的力量感。甚至在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博物馆的外扩建筑里,可以感受到仿佛置身罗马式神庙的气氛里。蓝天白云从巨大的田字格天窗里落下来,夹在新旧两楼之间的中庭,一边的艺术图书馆像是古神庙里静修用的密室,另一边的现代艺术馆又像是罗马广场与街头的陈列。

公元前27年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罗马帝国,早已将地中海划为自己的内湖。这个跨越欧亚非三大洲、覆盖59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国家,经历频繁的内乱,终于在公元5世纪走到了强弩之末。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汉晋之际。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已经被纳入罗马疆域内的伊比利亚半岛地区,在罗马帝国行将覆灭之际,遭遇西哥特人的入侵,最终使得伊比利亚半岛上建立起一个西哥特人的新国家。刚开始时,这个新生的西哥特人的国家的首都在今天的法国图卢兹(Toulouse),但由于法国人趁乱夺回了法兰西的大片土地,100年后的公元六世纪开始,西哥特人的首都选定于西班牙中央部位的古城托莱多(Toledo)。

庞大的罗马帝国身后,留下一个信仰多元、文化繁盛、人心思变却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的西班牙给西哥特人。如果说罗马时代的欧洲各地都精彩纷呈的话,那么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世纪,过去罗马的各个省都开始出现文化的倒退,唯独西班牙的土地上,文化倒退不曾发生或者说发生的很少。如果将欧洲的中世纪从公元5世纪算到15世纪,这1000年中的前三分之一的西班牙是西哥特人统治下的天主教国家,后面三分之二是阿拉伯人统治的伊斯兰国家。如果要问为何西班牙的中世纪依然有辉煌灿烂的文化、人民生活依然丰富多彩、依然保持着罗马帝国时期欧洲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就不能绕过穆斯林时期。

西哥特人入住古城托莱多之后,将信仰统一在天主教旗下,甚至连统治者自己,也放弃了原来信仰的阿里乌斯教派改信天主教。大批大批的犹太人和原来的阿里乌斯教派信众被迫排着队去教堂受洗礼的,等待他们的是信仰上的强迫和经济上的奴役。犹太人成为统治阶层的奴隶,平民也难以幸免,重税和劳役让这个新兴的西哥特王国内乱不断。国王们总是疲于镇压国内大处小处的起义和暴乱。这种强行奴役它族,并要求它族改信一个统一的宗教,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西哥特人统治阶层内部相互倾轧,贵族之间争夺土地和奴隶……这个所谓的新国家,除了在疆域上继承了前朝,并没有给西班牙的土地带来太多新文明。相对地,入侵了西哥特并占据了西班牙中世纪的后三分之二时间的阿拉伯人,在此期间创造了辉煌了文明。

巨人倒下之后的世界总是要经历连串的动荡、西班牙信仰和民族归属感的真空先后被西哥特野蛮人、阿拉伯人试图填补。前者希望将一切统一在天主教中,并用奴役农奴的形式开辟贵族的种植园;后者也在信仰问题上强硬过,但不久之后就施行了开明宽松的宗教政策。也正是在那个被欧洲人瞧不起的穆斯林统治的年代里,大批的奴隶得到解放,信仰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人们可以继续坚持自己的宗教,而不至于被迫改宗伊斯兰。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中,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精英是在朝文艺复兴的火焰里添柴,那么最初点燃这火焰的是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火焰周围准备好干柴的也是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征服了西班牙,被希提的《阿拉伯通史》誉为阿拉伯世界的最辉煌的高峰时刻,荷兰莱顿大学的阿拉伯语学者杜齐(Dozy)教授甚至说,“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是对西班牙的恩赐”。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不容易理解这一切。Toledo古城沦为奴隶的犹太人们,率先给作为侵略者的阿拉伯人打开了城门。这种情况在阿拉伯入侵时的各个城市都出现了。无论是西哥特人自己的记述还是阿拉伯人的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是不攻自破的。

阿拉伯民族再给世界贡献了数学、现代化学、现代医学、天文学、制图学等基础性成就之后,不再被世界承认其主流文化的地位。大批欧洲学者不再承认阿拉伯民族的文明。最讽刺的是,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所用的收敛圣徒尸体的法衣,就是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发明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丝织品。这种织物阿拉伯语叫rmusolina,英语叫muslin(穆斯林)。

也许,历史如一些人所说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无力给侵略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摇旗呐喊,也不想对两种信仰品头论足。但每一个像我一样的游客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是,在托莱多、塞哥维亚城或是马德里,大量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建筑物得以留存,大量的建造于文艺复兴之前的教堂、修道院都还保存着基本的架构。可是清真寺已经不容易直接看到,或是被毁,或是彻底改造成了教堂。阿拉伯式的建筑,甚至民居,也要彻底改头换面才能存在。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经历天主教改宗到伊斯兰,在经历伊斯兰光复回天主教的复杂过程,留下的是什么?谁毁掉了什么?一目了然。但是,能毁掉的是屋脊和房梁,毁不掉的是文化烙印。阿拉伯建筑物虽然不再主流,但却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发展。新哥特式、新罗马式等新建筑的立面大量应用复杂的菱形装饰……

我作为一个局外人,试图对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做等量齐观也很有难度。我们今天站在任何一所城市的任何一条街道上,都能看到“美白”文化的轰击,女性胸 前的挺立和欧式金发的提倡占领了包括少数开明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土地。霓虹灯下,招贴画里,我们看不到阿拉伯主流文化的立足之处。当一个缠裹头巾或 是满脸大胡子的穆斯林从你身边走过时,身为中国人的我们也会心生恐惧,心底一个声音提醒我们小心财物。而一个身躯高大的日耳曼人或是法兰西人的擦肩而过, 今天的大多数中国女性会觉得如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