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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一篇说，南宋算是灭亡了，此时辽被追到西亚去收拾干净了，金灭亡了，北宋早已经是陈年黄历了翻不得，西夏灭亡了。还剩谁了？没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版图从无比的混乱走向了新的统一，真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只不过，这金猴不是汉族的，而是大胡子蒙古鞑靼。
就拿开封城一地来说吧，先后属于北宋、辽、南宋、金、南宋、金、蒙古。乱吧？这期间的中国文人，在这金戈铁马中，在这腥风血雨里，是无论如何得不到重用的。先前的辽和金，只想抢劫大宋的财物，而大宋，只想贪图一时的玩乐，蒙古更不需要什么中国文人，需要的只有骑兵和粮草而已。我们看当时的文人领袖关汉卿的自白：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口燕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这话啥意思？我们今天拿“蒸不烂、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当做有志气的革命者的自白来学习，真是太可笑了。铜豌豆是当时妓女称呼嫖客的黑话，锦套头是妓女迷惑嫖客的手段，洛阳花和章台柳指的都是妓女。上面这段著名的自白，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不可能不去妓院。”不过那个时候江南的妓院和我们理解的红灯区稍有不同。那时的江南妓院，不单纯是妓女卖身的青楼，而是更像一种文艺沙龙，一种文人墨客聚集的艺术博览会，一种小资情调的休闲场所。很多著名的诗歌、词曲都是靠这样的场所传播开来的。（唐代就是这样，李白的大量的唐诗都是被妓女写在墙上进行宣传的。）
不过无论如何，大批的汉族文人，没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便只能忘却了程朱理学，转而投身于文艺事业。也因此，中国的文学艺术发展到这个阶段，戏曲和杂剧开始兴盛起来。
戏剧是一场大梦。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数不尽的不得已和不得意时，当我们想拥有的（包括梦里的杜丽娘和梦里的挥斥方遒）都无法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戏剧中一一加以实现，我们可以在昆曲中一一拥有。夜阑珊，酒饮尽。洛阳花与章台柳围坐炉火旁，身后是杭州城的天河坊或者苏州城的秦淮河，身边是莺莺燕燕歌舞几时休。其中不乏几个相知的旧相识，就像白居易的樊素与小蛮，每当自己失意的时候，每当前线的败闻再次传来的时候，每当自己身躯几尺却也对江河天下无能为力的时候，众人齐声唱上一曲新作的昆曲，把一切付诸梦里吧。
于是，这便成就了元杂剧。在元代，汉人是劣等民族，一系列歧视政策仿佛今天对待没北京户口的暂住者。在元代，虽然恢复了科举制度，但名额极其有限。整个有元一朝百余年取士不足千人。平均一年只有不到几个人是由于有学问而得到国家的重用。但在当时，中国人心中的读书以治世的思想已然根深蒂固了。读书，在汉族学子眼中，更有着保存中华文化火种的重任。（后来的反清复明，多多少少是在追念汉族文化，担心满族统治者像蒙古族一样废弃汉文化。不过这就扯远了。）
外面打的热闹吧，外面蒙古人欺负汉人厉害吧，外面不知城头上又换上了谁家的字号吧……这一切与我何干？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这一思想，在明代稍有好转（直到明末才出现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可是好景不长，明亡清兴，中原很快又落入少数民族之手。思想惯性一直持续到康熙时代。洪升和孔尚任。前者入读国子监，后者是孔子64代孙、国子监博士。两位一肚子才华却都在满族统治者的官僚机构中没能得到重用，于是便向戏剧中索要抱负。一出《长生殿》、一出《桃花扇》，至今难以逾越。
就这样，中国文人在洋洋洒洒得志的年代里做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梦；在郁郁不得志的年代里，在别样的昆曲里做着柳梦梅那样的凄凄小梦。不过，昆曲之所以伟大，正是其能在小男小女的小庭院小爱情里，力透纸背地隐含着大天大地的大江湖的大历史。汤显祖在其《牡丹亭》最后说：
谁能说得清，这情从何处来？怎能叫人从生到死，又从死到了生……
其实，这话不只是柳梦梅和杜丽娘之间的谈情说爱那么简单。也许这话，更像是六百年来中国文人在自问中国文化何以能叫自己舍身相许，生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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